深夜十时, 已经是大唐的人定时分，王宫广场的欢迎宴会才结束。萧琰率两位副使向国王王后辞别，临行时对国王说道：“明早琰可有幸, 拜见大祭司长，请教修行？”
她说“请教修行”, 这就不是以使臣的身份, 而是以修行者的身份，洞真境宗师拜见先天宗师, 这很正常。
国王微笑回答她：“大祭司长已经知道你的到来, 说：盖亚节后再见。” ……盖亚节后？
萧琰有些疑惑, 她并不知道大祭司长这是临时改变的主意，只是确定大祭司长一直在注视自己，既如此，为何要到大地节后再见？这其中有什么深意？
联想到这位大祭司长的身份，萧琰就觉得必须要多想, 这句节后再见不可能是没有意义。心中一边忖着, 一边微笑应下，“如此, 琰静待节后。”
国王又说道：“使团一路辛苦, 明日上午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邀请萧琰和两位副使明日十一时于拉尼尔宫共进午餐，“只是家宴。”国王微笑说道。
萧琰和两位副使心领神会, 均欣然一笑应下。 大唐使团整齐列队离开广场时, 很多公民还没有离去, 与王宫侍从一起将垃圾分类, 整理案椅器具，清扫广场，安静又有序。
萧琰问送行的王太子：“这是交待的？”王太子说道：“这是王宫宴会，清扫是王宫侍从的职责，王宫宴事厅无权吩咐其他公民从事。留下的公民是自愿的，或是王宫附近大街的，或者明日不必早起的。《克里特法典》规定王宫广场属于全体公民，所以维护广场的整洁，公民都认为是自己分内事。”
是自己的东西当然爱护。
使团官员心里想道。
但所有者多了，不是自己一家的，也未必会爱护。 帝都长安的街道也是便利全长安百姓，但在上元夜这类全国狂欢节之后，也未见多少百姓自动留下来清扫街道。
王宫广场跟长安街道也是一样的属于很多人，但两国百姓为何有这样的差异？难道大唐帝都的百姓还比不得一个小王国的百姓？
使团官员心里都在思量，一些聪明人已经若有所得，但跟着微微皱眉心里摇头，想来又遇到了难点。
马厩就在广场下，使团齐齐上马，随王太子为首的迎使团前往迎使会馆。一路上，都能看到离去的公民手中都提着不同漆色、形制一样的垃圾桶，经过街道垃圾箱时就按漆色置入，垃圾箱内外都很干净，垃圾桶搁放整齐，没有随手乱扔的。又看到街道上都有人在打扫，只有少数人穿着清扫工的衣服，多数都是踏歌结束的公民，见到使团行来纷纷停下，热情挥手打招呼。
使团成员都露出微笑点头回应。 有人惊讶问：“这也是自发的？”
出使过克里特的成员都习以为常的点头，“每逢节日、集会都是这样。”
众人都流露出惊讶赞叹之色，这太难得了。
克里特迎使团的官员说：克里特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公民教育，已经成为习惯了。
左副使王叔文感叹道：“正是习惯才更难得。” 当一种行为成为人的习惯，就如同唐人吃饭习惯用箸一样，不觉得这是规则，也不需要道德法律去约束，自然而然。这就是治国最高追求的“垂拱而治”了，不治而治。王叔文心里感慨，赞道：“贵国的公民教育很有成效。”
王太子回应道：“大唐的士民教育和国民教育也很不错。”
王太子说的不是客套话。
他还是王子时也和父亲一样去大唐读过书留过学，在长安的官学上了两年，私学也上了两年。官学又分甲等乙等，甲等实施“士民教育”，乙等实施“国民教育”，能考进甲等官学的都是优秀学子，而从甲等官学合格毕业的学子，无论是做官或做技术研究或做学问或做其他行业，都是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按阿瑞斯托勒的理解，这就是大唐的精英教育，比国民教育这种普通教育学的内容更广、更深，当然要求也更高。
阿瑞斯托勒也曾在孔子学府和墨子学府这两座大唐有名的私学各上了一学年。大唐的私学和官学一样，最低必须实施国民教育，而有条件的私学都会申请士民教育的资格，按学生的资质分班，优秀学生施以士民教育，普通学生施以国民教育。
阿瑞斯托勒在大唐学习四年，对这个帝国的教育有相当的见解，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是培育帝国各行业的栋梁和引领人才；而国民教育出来的优秀学子将是这个帝国的中间力量；接受国民教育出来的普通学子则是这个帝国庞大的基层力量，他们具备基本的国民素质，从小培养对帝国的忠诚、荣耀和责任，拥有知识和改变命运的进取心，比起没有接受国民教育的民众，他们更会学习思考，更有创造力。如果有上千万这样的国民，阿瑞斯托勒认为，大唐帝国厚积薄发的爆发力必定是举世骇然的。
但他又认为，大唐帝国的国民教育和他们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唯有针对精英的士民教育可堪相比，但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是面向王国的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从这方面来说，大唐的士民教育又比不上公民教育。王太子内心中对于克里特持续一千六百年的公民教育相当骄傲。
王叔文笑呵呵说道：“两国教育，各有千秋。”他心里也在比较，
王叔文曾经做过文教司的郎官，对大唐的两种教育比使团其他官员都更清楚，对比思考也更深入。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不需要和克里特王国的公民教育做对比，帝国的精英教育不是一个王国的全民教育可比，首先培育的目的、对象就不同，没有了对比的基础，比较起来就无太大意义。
王叔文比较的，是大唐的国民教育。
大唐的国民教育也是面向大唐全体国民，这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更有比较的意义。
但大唐的全体国民和所有百姓不是一回事，高宗皇帝的《国民诏》定义很清楚：
“国民，享有帝国庇护生存和发展之权利，同时承担帝国兴亡之责任……”
也即是说，国民是帝国优先保障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百姓，军人、官吏、士人、学子、纳税的农工商户和其他从业者，这些都是国民。而不在帝国免税范围内又没有从事职业向帝国纳税的，就只是大唐籍百姓，而非国民。
国民享有更多的权利，相应的，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必须进行统一规范的教育，不能由民间的塾馆等乱教随性而教或只做“应科举”教育教出些不通世务不能干实事的书蠹。
这个“统一规范”就是礼部制定、政事堂审核颁布的《士民教育纲目》和《国民教育纲目》，所有官学私学都必须按照《纲目》规定的学级对应的科目课程进行教学，所有教材都是礼部统一编撰后由礼部、国子监、太学辖下的印书局印刷发行，确保教材的统一、准确和权威，不允许各各学派各经义大家教授自己诠释的教本。
这就是统一思想。
但跟大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和大汉武皇帝废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不同，《纲目》列的学科条目繁多，远不止经史子集，包含了诸子百家和理技百科，但每一本教材的内容，经史子集类的注解都必须是唯一的，《易经》只能是官方注解的易经，《论语》只能是官方注解的论语，诸如此类等等，其他注解版的经史子集都会列入“野本”，不禁私人阅读，但不允许在学堂教学，科举也不会采纳这些“野本”的注解。而不列入科举参考，就不会有学子关注，除了学者做学问对比研究外，这些注本不需几年就会消失于流通中，不论曾经多么出名，都会成为一堆故纸。
所以当年政事堂颁布《纲目》后，各家学派、各经义学家为了争夺纲目教材的编撰可谓打破了头，文史记曰“纲目争鸣”，这是第二次百家争鸣，但激烈程度、参与范围之广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百家争鸣……最终出来的教材是集百家之大成，去芜存菁，淘汰陈腐。
各学派也在这次百家争鸣中重新审视、诠释自己的经义，更多回归到经义创始人创建经义时的时代背景和当初目的，深深挖掘隐藏在文字之后的意义、内涵，更深入的“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章句为解，结合时代的变化，大唐的国情，帝国的需要。
而经义革新又引发了大唐诸子百家对学派思想的审视，冲撞，融合，从高宗四十二年到世宗十五年，持续二十三年，以道儒法墨为首的诸子百家都有了大变化，强国富民，文明道德，繁荣安定，和谐大同，这是不同学派共同的理念。唯有教育才能传承理念和思想，诸子百家响应世宗皇帝的《兴学诏》，踊跃争先投入兴学中，或进入官学任教，或出资办学，由此带动了民间办学的热潮，各类夜塾学馆技校都兴起，国民教育全面推开，这就是世宗时期的“国民教育大时代”。
王叔文对国民教育充满了感情，同样，对创建国民教育的高宗和全面推行国民教育的世宗也充满了感情，他认为这是比科举更伟大的创举。没有国民教育，就没有大唐腾飞的根基，也没有他们这些众多平民子弟“鲤鱼跃龙门”的机会。
如果说科举是为寒门子弟架了一座通天桥，那么国民教育就是一个平台，它不是通天路，但它更广阔，起|点也低得多，不需要平民子弟经过千军万马的搏杀就能够登上平台，获得知识改变贫穷和愚昧延续的命运。
王叔文就是百万平民中改变命运的一员。
他姓王，但跟高门士族琅琊王氏没有半分关系，是实在的寒门出身，祖上往上数三代，都是国民教育出来的普通士子；往上数到第四代，王家还是越州山阴县的下等农户，因为受惠于昭宗时期普及到亭的国民教育，王家的孩子才能完整读完五年亭学，到下一代也即第三代，王叔文的曾祖父考上山阴县的县学，王家才有了第一位士籍。
如果没有国民教育三年、五年、七年的免费教育和下户助学补贴，他们王家不可能供出这么多读书人；而没有国民教育的教学资源和质量，以他祖父和父亲中人偏下的资质，按以前私塾的教学，就算有钱供出来也就是多读几年书，能不能考入州学都难说，更不可能做到州学博士和司业；他王叔文也不可能因为国民教育的体制考入太学，以甲等学业经部试录官，二十年仕途累进，做到从四品上宗教司少卿，而他才四十岁，还有更锦绣的前程。
像王叔文家里这样的，只是大唐帝国持续两百多年的国民教育的一个剪影。无数的剪影融汇成了大唐澎湃向前的血管动脉。
但帝国维持这样的国民教育必定是巨大的投入，而国家财富的累积不可能一蹴而就，此长彼消，必定延滞其他方面的发展。王叔文曾在户部任郎官，接触到帝国预算和支出，就十分清楚了每年的教育经费是一个庞大到惊人的数目，其中免费教育经费和助学补贴就占了很大份额，如果这些支出投入到军器监和研究院这引起地方，帝国的军事和技术可能会更上几层楼。
王叔文看得清楚，在他之前，帝国高层早就看得清楚，这让国民教育往县以下推行以及免费教育年限的增加、增大国民教育权利等受到诸多阻挠，有来自世家的，也有来自从寒门转为书香望族不再需要借助国民教育之利的，都认为推行的步子不用这么大，可以缓一缓、慢一慢。这些理由的确充分，也并不是全从私利出发，但朝廷仍然坚持了下去，这是王叔文洞悉这些详情后更加感激的原因：这样的帝国，值得他们终身奋斗。
王叔文心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心，将帝国的强大和自身的前途融合在了一起。而这也是经历了帝国士民教育和国民教育出来的士人普遍具有的特质，王叔文心想，这就是大唐的国民教育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最大的不同。
“帝国兴，国民荣；帝国弱，国民耻。”“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这是大唐的教育，以荣辱感，使命感和忧患感为根旨；以“忠诚，荣耀，勤奋，进取，创造”为思想核心，辅之以礼仪品德教育，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大唐的读书人更具有勤奋、进取精神。
王叔文摸出袋表看了一眼，已经是人定二刻，这些清扫街道的公民还是不慌不忙的，干起活来有种散漫感，若是唐人必定是利索的，只需三五人半时辰就能扫完这条大街，但这条街上聚集了大约三十公民慢悠悠的估计要干一时辰。
王叔文深信勤奋的人才会进取，懒洋洋、干活散漫的人怎么会积极进取呢？只会让日子过得悠闲。他心里是不认同小富即安的，思忖克里特王城这些公民颇有“富足而安”的心态；大唐的国民如果都是这种心态，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开拓、进取的帝国，更不可能引领世界。
不过，克里特和大唐不同，它是海洋小国，处在两大帝国的夹心，太“进取”早就亡了，只能富足而稳。长期的安稳，养出散漫的公民性格就不足为奇了。
由公民性格王叔文又想到大唐的国民品性，唐人也是善良热情的，也自觉遵守伦理道德，但其他道德却是要培育。如果唐人主动留下清扫大街会被赞扬有德，但也会被个别人嘲讽“出风头”；然而在克里特，却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认为是公民应该做的事。
这是克里特的公民教育胜过大唐的国民教育的地方。
品德不是人人都有，但公民道德却是群体规范，当规范成为习惯，就是自觉行为。品德不好培养，习惯却可以强制形成。王叔文思忖着，高宗皇帝说的“礼仪国民”，应该就是品德国民和规范国民的结合，而后者更容易养成。这种“公民道德”的教育，或许可以引入大唐的国民教育中。
王叔文一边思忖着一边徐徐而行。街道很宽阔，但使团行得并不快，一是有公民清扫，二是不断有公民打招呼。萧琰和王太子边行边谈，从克里特的公民教育聊到大唐的教育，从公民道德聊到习惯、礼仪、法律，等等，行到王宫东部的迎唐使馆时，已经是深夜子时了。
迎使团的一部分官员留了下来，方便和大唐使团官员来往，加深了解。各人洗漱安顿后多个房间的灯仍然明亮，使团官员多数在写札记，整理今日的见闻和思考。萧琰打了锻体拳后才洗漱，在灯下写完札记，又思考大祭司长说节后再见的用意。
重点是“节后”——从明日起到大地节还有四天，这四天要做么？或者要发生什么？
萧琰想了几点，都不能确定，遂不强求，将之搁下。取出信笺，静下心来，继续给沈清猗写信，写到歌者赞歌时她唇边噙笑，眸光柔和，笔锋墨色迤逦，清丽缠绵如曲江碧水：
“我觉得，你就是天上的神仙……”
在萧琰心中，神仙不是霸气强大，也不是冰冷无情，而是淡然克制，就像沈清猗那样的。
你就是我的仙。
她在心里说道。
***
繁星满天，星空下皑皑白雪，蒙蒙雪光将星河也映得清冷。
军营哨塔上的探照灯来回扫射，雪亮的灯光刹那间将雪地映白得刺眼，更增几分寒气。一队队裹得严严实实戴着护目镜的巡逻兵踏着雪地走过，发出嚓嚓的脆硬声音，偶尔踩中一截枯枝，嘎嘣一声断裂，给寒夜又添几分凛意。
“我怎么觉得……今晚不太冷了？”
一个巡逻兵忽然低声说道。
巡逻完一圈，他身上还是暖的，脚心有一团热气，让他觉得踩进三尺深雪里也不会冷。不像以前，出了帐篷巡完一圈脚就开始凉了，雪地靴也不抵用，巡逻一晚上，整个身体都是凉的。他们选拔进巡逻队的还都是明劲或暗劲武者，身体强健，抗寒，若换了普通士兵，在这寒风劲烈的雪原深夜巡逻两时辰就得冻成冰棍，穿鸭绒袄子都不顶用。
走在他前面的巡逻兵低嘿一声，“今晚气温零下五十度，比昨晚还冷一度。不太冷？你是吃了火药吧？”
先前说话的巡逻兵眉毛皱着，说话时心中似乎就已想到什么，正要回答，看到队官冷肃的目光扫过来，那话就憋了下去，心中却翻滚着不能平静，连血液都滚烫起来。
军营中央，巡逻更频繁严密，几个队伍交叉来回，巡逻的声音却是静悄悄的，尤其巡逻到中央军营的南面，临近一圈拦马刺为栅栏隔出的帐篷营时，亲卫担任的巡逻队都放轻了脚步，小心的注意脚下，避免踩到雪里枯枝发出声响。
“栅栏”营内，最中间的一座大帐篷里面，外间房的灯还亮着。
沈清猗解了髻，长发散着，清冷的眉目略显柔和，但因专注而更沉静，毛氅搁在了一边，道袍下纤细的腰身笔直，盘膝坐在栅足案前悬腕执笔疾书，笔锋扫纸而过，毫不停顿，因为写得疾，字迹十分潦草，或许只有她自己才认得，几日思索的难题终于突破，思绪如泉喷发，不容手慢半分。座钟的时针渐渐指向子时，她的笔锋微顿，清冷的眉锋微蹙，沉眉思忖一阵，忽然搁笔起身，走到帐篷中央的丹台前。
军中特供的电池灯明亮而稳定，悬挂在帐篷上方，将下方的白色石台照得雪亮。三丈长宽的巨大丹台上放着各种器皿，有刻着阵纹的青铜和紫铜丹鼎，都连接着符纹温度计，有纯净透明的玻璃瓶和不透明的金属圆肚瓶，有的和丹鼎相连，有的搁置在阵纹中，还有一列列的硬木管架，搁放着不同标号的玻璃试管和耐高温低温的不同温度计，也有各种材质规格的匣钵碗，计时器等，物事繁杂却不凌乱，有序的搁置在石台上。
沈清猗从一方玉匣中取出一粒色如赤朱的丹药，弹指落入一只玻璃圆瓶中，从管架上取出标号“甲四血”的试管，拔出密封管塞，将管中的血液倾入玻璃圆瓶中，按下计时器。
灯光明亮稳定，她的眸光也明亮稳定，一瞬不瞬的注视着血液的变化。
赤色的丹药在血液中渐渐消融，温度计在升温，两刻钟后，丹药完全溶解，瓶中血液沸腾起来，温度继续增高，增高，猛然“噼叭”一声！
玻璃瓶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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